臨沂暴走團被撞引發(fā)熱議 成員稱場地被跳廣場舞的人搶占 （2）

“萬人暴走”成城市一景

許貴林是戶外登山愛好者，山鷹戶外的健步運動是他于2010年創(chuàng)辦的。 最早的時候，隊伍只有三五個人，他們隨身帶著手掌大的音響設備，沿著濱河健步行走。“那時候真是暴走，速度快，一年在路上360天。”許貴林說。

后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進來，多達兩三百人。為了方便管理，許貴林將隊伍分成兩支，一支從路的東頭往西走，另一支從西向東走，這就是山鷹戶外徒步隊的1隊和2隊。隨著人數的增多，隊伍的行進速度變得越來越慢，因為要考慮更多人的身體素質和體能。“隊伍越長，速度越慢。”

在許貴林的印象里，山鷹戶外的迅速發(fā)展是在2015年。當時，隊伍從5000余人一下增長到上萬人，隊伍也增加到41支，遍及臨沂各大社區(qū)。“覺得能健身，老隊員就會帶著親戚、朋友、鄰居加入進來。”

健步隊人數的增長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人們對健康的重視。隨著生活方式、休閑娛樂、工作環(huán)境的改變，人們的體力活動越來越少，打掃房間、洗衣服、洗碗之類的體力活兒現(xiàn)在越來越少了，私家車的普及也取代了騎車、走路等出行方式，由此帶來了人們身體素質的下降。世界衛(wèi)生組織指出，缺乏體力活動已成為全球第四大死亡風險因素。

臨沂暴走運動的發(fā)展情況和全國各地的情況基本上是同步的。例如，江蘇徐州的暴走健身運動也興起于2010年前后，于2014年人數暴漲，僅在當地的云龍湖周邊地區(qū)每天就有上萬人行走。在同一時期，河南鄭州的很多地方也以小區(qū)為中心出現(xiàn)了大大小小的暴走隊伍，每天人聲鼎沸、熙熙攘攘。

據《2014年全民健身活動狀況調查公報》統(tǒng)計，20歲及以上人群經常參加的體育鍛煉項目是“健身走”和“跑步”，占所有健身項目的54.6％ 和12.4％。與2007年相比，采用“健身走”和“廣場舞”進行鍛煉者增加最多，分別提高了12.8％和3.9％。

西華師范大學體育系的李葉林曾對鄭州市暴走健身運動開展現(xiàn)狀進行過調查，他發(fā)現(xiàn)，暴走運動人群主要集中在15~45歲年齡段。每周參與暴走運動1次的有15.3％，2次的有37.6 ％，3次的有29.4％；從鍛煉者參加暴走運動的目的看，緩解壓力占30.6％，強身健體占23.5％。李葉林在論文中寫道，“在信息時代，人們在工作、生活壓力越來越大的狀態(tài)下,暴走成了緩解壓力的一項時尚運動，慢慢流行起來，同時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通過運動強身健體的重要性。”

他們?yōu)楹?ldquo;在路上”

每支新隊伍成立的時候，許貴林都去出席“授旗儀式”，將山鷹戶外的大旗交給分隊隊長。每支分隊還會根據隊伍所在地的特征為自己命名，并制作一面分隊的小旗，比如，濱河的健步隊靠近書法廣場，就叫做“書法徒步隊”。

隊伍能否獲得授旗主要基于兩個標準，一是看隊伍是否有繼續(xù)壯大的潛力，二是看路線是否安全。每次，許貴林都會進行路線考察。雖然有人提醒過他注意在道路上行走的安全，他并不覺這是個大問題，畢竟，在臨沂的大街小巷，有那么多人占道經營，“而我們不過是走走路而已”。在涑河北街的事故發(fā)生以后，他突然有了某種害怕，“明明做的是公益的事情，現(xiàn)在卻成了這個樣子。”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fā)展與環(huán)境研究所副研究員黃順江看來，從廣場舞擾民，到萬人暴走團占路，矛盾背后暴露的是公共服務長期缺位，基礎設施建設跟不上民眾健身的需求。據統(tǒng)計，中國平均每10萬人的運動場地數量只有65.8個，而日本和歐洲發(fā)達國家都在200個以上。截至2010年底，中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僅為1.2平方米。“這與我國早先的城市規(guī)劃有關。”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中國的小區(qū)于20世紀70年代開始集中建設。這批小區(qū)的特點是分布相對集中,住宅建筑容積率較高，居住人口密度大；在小區(qū)規(guī)劃與建設之時，室外體育設施基本上沒有被考慮進去。這種狀況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開發(fā)建設的居住小區(qū)中得到延續(xù)，不過當時的供需矛盾并不突出。

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城市房地產業(yè)快速發(fā)展，居住區(qū)的配套設施建設問題才開始引起關注。這一時期，居民對體育運動的認識逐步提高，對體育健身活動的需求也日益增大。

盡管《城市公共體育運動設施用地定額指標暫行規(guī)定》《城市社區(qū)體育設施建設用地指標》對社區(qū)、小區(qū)體育設施用地做出了相關規(guī)定，但由于土地資源稀缺和升值，很多開發(fā)者擅自改變體育用地的用途,減少體育設施用地，增加商業(yè)元素，以獲取更加多的市場利潤。“體育配套設施更多的是起到點綴、促銷的作用。”黃順江說。

廣州市1998年至1999年建設的165個住宅區(qū)中，配套體育設施達到國家標準的只占23.64％，有場地但是未達標的有31.5％。

2008年前的一項調查顯示，北京市8個近郊區(qū)63.5％的街道辦事處沒有體育場地設施，其余 36.5％的街道辦事處也只有乒乓球室、棋牌室、門球場等小型場地。

隨著公共健身設施及大型體育場的建設，一線城市體育活動需求的緊張情況在2010年后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緩解，但這一矛盾隨著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熱，更多地轉移到像臨沂這樣規(guī)模的城市。

社區(qū)體育場地和設施缺乏的背后，是政府經費投入不足。數據顯示，2009年到2012年，群眾體育支出在體育事業(yè)經費中的比重年均值只占5.64％，體育競賽費用和體育訓練費用支出是群眾體育經費支出的2.62倍。

湖北工業(yè)大學商貿學院講師占玲玲的研究領域是體育教學。在她看來，社區(qū)體育依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雖然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為不同城市公共體育場地設施配套建設和綜合利用提供了依據和保障，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有關城市公共體育場地設施配套建設方面的立法層次較低；地方配套的政策法規(guī)不到位；此外，缺乏對城市公共體育場地設施配套建設的責任主體監(jiān)督與相應的處罰措施。

2011年，福建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蘇艷對許貴林所在的臨沂市蘭山區(qū)社區(qū)體育場地設施現(xiàn)狀進行了調查與分析，隨機選擇30個小區(qū)進行調查后發(fā)現(xiàn)，人均只有約0.168平方米的體育場地，與國家要求人均體育場地面積0.3平方米的標準相差很遠；另外，社區(qū)體育場地多為空地，各種體育設施較少。

傍晚時分，臨沂街頭人頭攢動。一名因暴走隊車禍事故而無法繼續(xù)上路行走的居民說，“這些場地基本上被練習廣場舞和太極拳的人占著，我們也不想跟他們搶這個地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