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林愛枝,1940年2月生,福建永泰人。1966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1968年在四川成都新都機械廠工作。1970年到福建日報社工作,先后任編輯、福州記者站站長、總編輯助理、記者處處長、編委。1989年任福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1995年調(diào)任福建省新聞出版局局長、黨組書記、版權局局長、出版總社社長。2008年退休。
采 訪 組:邱 然 陳 思 黃 珊
采訪日期:2019年6月11日
采訪地點:福建省西湖大酒店
采訪組:林愛枝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期間,您任福州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請您講講你們工作上的交集。
林愛枝:1989年夏天,我到福州市任市委宣傳部部長。半年以后,習近平同志來福州任市委書記。上任伊始,他就同市委班子里每一位同志都一一談話,了解各人負責領域的工作情況。他找我了解福州宣傳工作的情況時,我說:“習書記,我剛來半年多,對工作了解得也不是太細,只能說說大的方面和目前存在的比較明顯的短板。”當時福州市的底子比較薄,全市每年的宣傳經(jīng)費只有7萬元,作為沿海省會城市,甚至沒有一份完整的機關報,等等。
聽了我的匯報,習書記耐心地說,我剛從寧德來,寧德是比較落后的地區(qū),福州作為省會也不見得很好。目前我首要的工作是抓經(jīng)濟工作,對宣傳工作也要抓,但可能抓得沒有經(jīng)濟方面多,宣傳工作的重擔就都交給你了。咱們定個規(guī)矩:你在年初定個全年的工作計劃,然后上常委會討論通過,后續(xù)工作就按照討論通過的來做。在工作中有什么重大事項,你覺得有必要上常委會研究決定的,就隨時告訴我。也就是說,任何工作,無論有多大困難,分管常委都要先克服,實在解決不了的你隨時找我,我會幫助你。這就叫“年初得令而去,年終交令而來”。
習書記的態(tài)度很誠懇,講的話也很實在。聽了他這一番話,讓我心情大不相同。在感到沉甸甸的責任和壓力的同時,更多的是激發(fā)出了工作的熱情。上級領導給予我充分的自主權,放手讓我做工作,我還有什么理由不干好呢?!懷著這樣的心情,我放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原本我以為習書記真的是不怎么管我,由我去折騰。后來我發(fā)現(xiàn),他那么說,是為了讓我鼓足勁頭,勇于擔當。真到了工作中,只要我有事找他,向他請示、請教,他即使手頭很忙,也都會熱情地幫助我,身體力行地啟發(fā)我做工作,幫我解決問題。
采訪組:后來您又向習近平同志補充匯報了宣傳工作的情況了嗎?
林愛枝:是的。我回去做了功課,專門找了一個時間向習書記匯報了福州市宣傳工作的基本情況,直言不諱地談了工作中一些問題,這次談得比較細。
舉例的時候,我就拿我熟悉的報紙來說了。我說,作為省會城市、開放城市,福州至今沒有一張像樣的機關報,這是很不應該的。現(xiàn)有的《福州晚報》盡管是市委機關主管主辦的報紙,但辦得不夠大氣,搞得像個小報,給人印象很不好,省會城市的機關報怎么能辦成這樣呢?這是市委宣傳工作的一個短板,現(xiàn)在應該考慮擴版、增加欄目、充實內(nèi)容。否則,就和省會城市報紙的地位不相稱。
我說:習書記,之前我已經(jīng)想了很長時間了,《福州晚報》不僅要擴版,風格也要有所變化。我們應該堅守黨報的性質(zhì),同時也要具備一些晚報的特點,這樣我們就更能貼近群眾生活,為廣大老百姓提供知識和服務。
習書記聽了我的思路很高興。他說:對,就這樣做。你分析的都符合實際。福州是省會城市,現(xiàn)在又面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各方面工作都應該緊緊跟上,和省會的新時期新任務相配合。擴版考慮得很好,應該適時提上議事日程。你們先研究出一個詳細方案,到時上常委會討論決定,再進行實施。
很快,市委常委會討論通過了《福州晚報》擴版的決定。于是,這件事就列入了市委的重要工作日程,成為市委宣傳部的重點工作。消息在晚報社傳開后,全社上下熱情洋溢,大家都認為這是《福州晚報》發(fā)展的新開端,都希望自己能為報紙更上一層樓出一份力。于是,如何做好報紙的擴版工作成為熱門話題。報社的同志們時常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議論的、爭論的都是擴版工作,提出了不少好主意、好辦法、好建議。切磋業(yè)務、提高自身能力成了報社同志的自覺言行。擴版,成為激發(fā)大家積極性的良好契機。
每當擴版工作遇到重要關節(jié)和難題,我就及時向習書記匯報,請他定奪。習書記總是不辭辛苦,親力親為,和我一起對每一個版的特點都進行仔細分析。習書記對我說,報紙是面對讀者的,在改革開放年代,在市場經(jīng)濟形勢下,必須以報紙本身去贏得讀者,也就是說,擴版后的報紙要最大限度減少行政發(fā)行手段,盡力適應市場,提高報紙自身質(zhì)量,讓讀者愿意訂閱。他還說,《福州晚報》所擔任的機關報任務,就由一二版全權負責,這兩個版面必須有質(zhì)有量地擔當起來,及時地、充分地傳遞市委、市政府的重要信息和工作部署,讓全市所有單位工作有指向,讓全市人民了解全市的工作情況;其他各版,則要按各自的業(yè)務定位辦出自己的特色,讓讀者翻開報紙就能找到自己喜歡閱讀的內(nèi)容。同時,整張報紙風格要和諧,有趣味性,有知識性。
習書記還針對體育版提了個建議。他說,我們報道全國性的重要賽事,自然要及時、準確,避免疏漏,但在此基礎上,也不要只是講干巴巴的結果:這個運動員得了冠軍,那個運動員得了亞軍。我們也要把平時教練員艱苦奮斗、運動員刻苦訓練的故事挖掘出來,展現(xiàn)給讀者,這樣才會引起大家的興趣。
另外,習書記還建議我們開設一個理論版。他說,一個機關報,沒有理論支撐,這個報紙的分量是不夠的。好的理論文章可以提升晚報的學術水平,也能提高黨員干部學習理論、運用理論的興趣和能力。
關于我們計劃的“蘭花圃”副刊,習書記出謀劃策說,你最好找?guī)讉€知名的作家來當副刊的“臺柱子”,把作品的水平帶動一下,增加可讀性。這樣一來,大家看了你的副刊,才會覺得這確實是一個堅實的陣地,有利于進一步培養(yǎng)我們的通訊員、專欄作家。
采訪組:擴版后來進行得順利嗎?擴版之后的效果如何?
林愛枝:我們當時擴一個版要投入兩三百萬元。關于這些問題,習書記很痛快地說,你去做就是了,怎么想的就怎么做,有困難來找我。習書記這么支持我,讓我很激動。我干脆地說,好的,習書記,我馬上進行擴版籌備!
《福州晚報》在1991年1月開始擴版,擴版完成后,報紙的各項工作都有序開展。《福州晚報》從那時起正式形成了“黨報性質(zhì),晚報特色”的辦報方針,這在當時的全國晚報家族中是獨一無二的?!陡V萃韴蟆返霓k報宗旨是:宣傳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反映社會特點,反映僑鄉(xiāng)、對臺、文化名城特點等。辦報思路是:立足福州、輻射八閩、面向全國、放眼世界,融思想性、新聞性、服務性、知識性、趣味性為一體的開放型機關報性質(zhì)的晚報。編輯方針是:宣傳政策,準些再準些;反映現(xiàn)實,快些再快些;傳播信息,多些再多些;聯(lián)系群眾,近些再近些;珍惜筆墨,短些再短些;版面編排,精些再精些。
我們積極采納習書記的建議。如“蘭花圃”,我聘請名家為我們寫專欄,以提高質(zhì)量,像秦牧、郭風等知名作家都給我們定期供稿,使文藝副刊的作品文學性更強,水準更高;同時我們還廣交作者,豐富稿源,上海、吉林、天津、江西、四川、山東等都有作者投稿。如體育版,讀者面廣,講究新聞時效,及時報道各種賽事情況、體育活動動態(tài)。不僅報道賽事結果,還積極反映運動員、教練員的精神面貌、賽場風格、吃苦耐勞精神等等。
《福州晚報》還首次設立了文藝評論專頁。都說創(chuàng)作與評論是文學事業(yè)的兩翼,如果有一翼軟弱無力,那是飛不起來的。因此,我們在這個專頁上組織本省社科院、高校及全省文化工作行業(yè)的文藝評論工作者評介本省作品,也推介在全國有影響的作品,借以提高專版的質(zhì)量,也提高讀者的閱讀欣賞水平。
第一次擴版后,《福州晚報》贏得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奮起直追,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報發(fā)展成為全國晚報家族中成績名列前茅的一員。
《福州晚報》順利擴版,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經(jīng)歷了這件事,我們對習書記更是刮目相看了。他對宣傳口工作的熟悉程度,他對辦報辦刊有如此清晰的思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其實,地方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只要領導干部有一個完善的大局觀,有一個長遠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各項工作的目標有一個統(tǒng)一性,那么他就能對各個部門的工作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
采訪組:《福州晚報》二次擴版也是在習近平同志鼓勵之下推進的,請您講講這個過程。
林愛枝:《福州晚報》1991年初正式開始擴版期間,報社的硬件和人員都要適應一個大報的要求,顯得非常局促。報社的編輯部就那幾間小小的辦公室,印刷廠只有那一點點地方,廠房不夠用,還借用了農(nóng)委大院一塊地方。
1992年春天,《福州晚報》擴版后順利運行了一年多,各項工作進展都很順利。我覺得辦公條件的問題有必要跟習書記反映一下。于是,我找了個機會對習書記說,現(xiàn)在報社的編輯部、印刷廠地方太小了,辦公和印刷條件都不行,擴版以后跟不上形勢了。以后給報社蓋個樓才能解決。您有空可以去報社看一下。習書記爽快地說,好,我去看。
很快,習書記就抽時間去報社考察。他看了辦公空間、廠房,確實是捉襟見肘。他對我說,我了解情況了,很快給你答復。
不久,我跟習書記出去檢查衛(wèi)生城市創(chuàng)建,途中他跟我談起工作的事。他說,你們不是一直申請要蓋晚報辦公樓嗎?好,我同意蓋樓,但有個條件,就是你要進行第二次擴版,這樣我就批準給你蓋樓。咱倆交換。
我聽了以后大笑,說:習書記,原來你打這個主意??!
習書記說,是啊,最遲明年,《福州晚報》就要考慮再次擴版,不要等形勢逼迫我們了再手忙腳亂往前趕,那樣工作就滯后了。
我說,習書記,您的指示我記住了,我回去馬上跟晚報商量一下,盡快向您匯報。
那時我的心情比較復雜,也有點兒矛盾。習書記指示《福州晚報》二次擴版,說明對我們的工作非常重視,對晚報的發(fā)展無疑也是好事。但我高興的同時,也覺得壓力太大了,第一次擴版我就覺得很不容易了,上了一個大臺階,費了大力氣,搞得滿頭大汗,再搞第二次擴版,發(fā)行、經(jīng)營都會面臨更大壓力,我很擔心連續(xù)擴版會力不從心。
我下來就找晚報兩個老總商量,他們也不像第一次擴版時那么熱烈響應了,而是有所顧忌。連續(xù)兩年擴版,發(fā)行壓力比較大,現(xiàn)在還不像以前,虧本了財政會給補貼,我們擴到多大,就要做多大的生意。之后,我又跟宣傳部副部長研究了一下,他也不好說什么。他說,習書記提出來了,不擴行嗎?我說,習書記既然提出來了,自然有他的考量。究竟擴版有什么好處,不擴版有什么壞處,我們都分析清楚,自然就能作出決定了。
我考慮得差不多了,又找習書記談。習書記耐心地給我講:《福州晚報》作為一個綜合性的日刊報紙,如果版面不夠多,就難以給市民提供夠用的資訊,資訊量的高低又直接決定讀者對報紙的需求,報紙不擴版,經(jīng)營工作也上不去?,F(xiàn)在,福建省的經(jīng)濟馬上會進入一個快速發(fā)展的階段,福州作為省會城市更是一馬當先,信息的爆炸式增長很快就會和過少的版面承載量形成矛盾。所以,未雨綢繆,先行一步,是大有必要的,能給未來爭取到做大做強的空間。同時《福州晚報》所承載的宣傳作用,也會在擴版的過程中有效地發(fā)揮出來,無論算政治賬還是算經(jīng)濟賬,擴版都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你報紙的規(guī)模擴大了,人員規(guī)模、辦公場所自然也要擴大,我給你蓋大樓是順理成章的事。你說是不是這個道理?
習書記一番話令我茅塞頓開,我當即說:習書記,我明白了。那咱倆就說定了,你蓋晚報大樓,我去組織二次擴版。
習書記還指出,二次擴版,怎么擴,擴什么,也要認真研究。要在突出黨報性質(zhì)的同時,著力增加信息容量,不斷改革版面,爭取把晚報辦得更活潑、更有特色、更具可讀性。
1993年1月,《福州晚報》進行第二次擴版,改成對開8版的大報,同時又增辦了一些欄目和專版,有了讀書版——“三味書屋”,還有“世象觀園”“科學與生活”等市民喜聞樂見的版塊。這次擴版,不但容量擴大了,報紙質(zhì)量也提高了,更有利于在報業(yè)市場中增強競爭力。二次擴版一年,《福州晚報》各項工作順風順水,大家干勁足,心情好,整個報社一片興旺景象。
在第二次擴版一周年座談會上,與會者了解到《福州晚報》自費訂閱率占43%多,都很振奮。也就是說,作為一份市委機關報,《福州晚報》有43%是讀者自費訂閱的,這在當時全國眾多機關報中是一個很高的數(shù)字。這么高的自費訂閱率是怎么來的?福建日報總編輯、我的老領導林振夏一再問我這個問題。其實,也沒有什么獨門秘籍,我就是按照習書記確定的方針進行了報紙風格的轉(zhuǎn)變,黨報性質(zhì)不變,一版和二版?zhèn)鬟_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如果一二版不夠用,就再占別的版。其他各版就按照晚報特點來辦,這樣就豐富多彩了——有歷史,有文學,有體育……報紙把黨的機關報和群眾生活報結合起來辦,不要求每個版面都像機關報那樣嚴肅呆板、不茍言笑,而是該嚴肅的嚴肅,該笑該喊也可以盡情揮灑。這樣,一報在手,讀者既不覺得沉重,也不覺得膚淺;既可以了解黨和國家大事,又可以讀到自己喜歡的內(nèi)容。內(nèi)容有趣有益,貼近群眾生活,人們自然愿意花錢購買和訂閱,自費訂閱率高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這次擴版還鍛煉了整個報社隊伍,客觀上給采編人員一次展示自己、提高自己的機會。隨著擴版,幾位中層干部進入社一級領導班子,還有一批業(yè)務骨干也成了獨當一面的中層領導。如今,他們都成了全市新聞媒體的頂梁柱。
二次擴版成功并取得豐厚成果后,我深感習書記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他眼光長遠,做事果斷,為《福州晚報》支了妙招,蓋了大樓,也為《福州晚報》的未來發(fā)展爭取了主動。
采訪組:福州市電視臺也是福州市宣傳工作一個重要陣地,請您講講習近平同志對電視臺工作的指導和支持。
林愛枝:上世紀90年代初,福州市的電視宣傳很薄弱,經(jīng)費匱乏,設備短缺,人手不夠。一般情況下,省會電視臺每晚必播的15分鐘新聞節(jié)目,福州市一周只能播4天,還有3個晚上空著,因為沒錢,一周連45分鐘的新聞節(jié)目都沒有能力錄制。如遇突發(fā)事件,更是捉襟見肘。我記憶最深刻的是1991年18號臺風來襲的時候,市委、市政府領導紛紛赴第一線指導抗災,電視臺的設備傾巢而出,進行現(xiàn)場報道。臺長對我說,萬一有一臺設備“罷工”,我就得去借機器了。
我向習書記匯報這個情況,他問了許多具體問題,最后問我:“怎么解決?”我說:“政府要投資一筆錢。”“要多少?”“要300萬。”這個數(shù)目作為電視臺一個重要項目的投資,在今天看來不算什么,但對當時福州市并不寬裕的財政來說,還是很大一個數(shù)目。
習書記說:“這樣,你擬一份計劃,打個報告給市委,咱們上常委會研究。”
我讓電視臺收集許多資料,特別是華東各省電視臺的規(guī)模、節(jié)目的設置等等,資料幾大摞,看得我頭暈腦脹。后來我突然想到:這次會議為的是解決新聞節(jié)目每日全部制作播放的問題,既然目的明確,就應該進行逆向思考:全國的省會電視臺每晚新聞欄目不能全部制作播放的有幾個?我問了電視臺負責人,回答是3個:拉薩、西寧、烏魯木齊。
在市委常委會上,我講了福州電視臺目前的尷尬現(xiàn)狀,我們作為沿海城市、省會城市、開放城市,電視臺的規(guī)模無法與形勢任務相匹配,只能與人口少、基礎設施薄弱、地處邊遠的西北三省比肩。
習書記說:“我看這事就不要多討論了,很明顯的問題,條件跟不上,工作難免后進。給你錢,就這么辦吧。”
采訪組:當時福州市電視臺的行政級別是不是設置得也很低?
林愛枝:是這樣的。不過,這個問題習書記也積極幫助解決了,不僅是電視臺,還有福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福州市新華書店,一共三個單位解決了級別設置問題。這可不是一時半會兒的權宜之計,而是有長遠意義的大好事。
那個時期,福州市電視臺、福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向我反映的問題幾乎一模一樣,他們參加全國各大省會的會議,根本不敢坐前排,也不敢像其他市的臺長、所長那樣積極踴躍接會,因為外省同樣單位的級別都是處級,他們的行政級別只是科級,沒有辦法按省會規(guī)格辦會。也是因為矮了人家半截,連對等交流都很難,很多好的機會就白白浪費掉了。
這是個我從未遇到的新問題,只好先回答:“沒關系,下次去開會就積極接會,回來后市委宣傳部幫你們辦。”
不久,福州市新華書店經(jīng)理也來向我反映,之前新華書店屬省委宣傳部領導,是副處級單位,到福州市管轄,就降為科級單位。他們也想接辦全國省會店經(jīng)理會議,但全國總店經(jīng)理先行來榕考察后,搖搖頭說:“你這里各方面條件都夠,特別是營銷這一塊,成績很突出。只是級別低了,我能替你們邀請哪一級的領導來出席會議呢?”結果,會議沒辦成,經(jīng)理氣得一晚上沒睡好覺。
這些反映也讓我睡不好覺了。我想到,機構級別也是一種工作條件,應該予以解決。絕不是大家不安分,爭什么待遇。而且,這些單位每次參加全國會議回來都會說這個事,要求解決的呼聲越來越高。
我經(jīng)過一番深思熟慮后,把這個問題向習書記作了匯報。習書記的回答著實讓我始料未及,他說:“只要對工作有利,又不違反政策,你就放手去做,我都支持。”
聽了這話,我竟然不知道該說什么了,愣了好一會兒。我事先考慮好的,準備說服習書記的那些話統(tǒng)統(tǒng)都用不上了,原本以為需要費一番唇舌的事,習書記居然在幾分鐘內(nèi)就給我搞定了。這種得到上級理解、支持和信任的輕松、愉悅,至今仍然讓我記憶猶新。什么是擔當?這就是領導干部的擔當。
得到習書記的支持,事情辦起來就一帆風順了。后來,我與省市人事部門磋商,為五個單位要么恢復了級別,要么升了級、定了級,為他們創(chuàng)造了較好的工作條件。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間非常注重文藝事業(yè)的發(fā)展,也積極推進了文藝團體的制度改革,請您講一講這方面的情況。
林愛枝:我們福州有幾個“吃皇糧”的文藝團體,分別是閩劇一團、閩劇二團、歌舞團、曲藝團等。按照當時的國家政策,他們是常年吃不飽的,只好接一些民間的演出合同。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時常和市里組織的演出時間沖突,導致每年的宣傳任務都不能完成。有兩次,我給團長打電話,讓他們立即組織人回來完成市里的任務。他卻說,部長,不好意思,我們回不來,我們跟人家定的合同,才演了一半,怎么回去呀?
針對這個問題,我找習書記請示:我們能不能給福州這些演出單位制定一個地方政策,我們給足他們基本口糧,讓他們能夠完成市里布置的任務。在保證市里任務的前提下,再放開讓他們對外經(jīng)營。
習書記對這個問題很重視,他幾次親赴演出單位調(diào)研,和團里的領導、“臺柱子”都進行過認真細致的談話。那幾次去調(diào)研,習書記都是直接去的,沒有找我陪同,也沒找任何人陪同,他熟悉的事情不用人陪,他也不搞那個“花架子”。團里的領導還給我打電話說:“習書記來了。”言外之意是你還不快來陪同?我說:“習書記的作風你是清楚的,你們有啥說啥,想說啥說啥,充分匯報。”
調(diào)研過后,習書記把我叫去,對我說:你說的問題我都了解了,你說得對,就按你說的辦。我們把文藝團體的“地方糧票”增加到“四菜一湯”。此外如果再要增加“一菜一湯”,就讓團里自己去掙。就這樣,習書記干凈利落地把事情解決了,完成了機制改革。
以后,文藝團體每一年的基本工資都得到提高,日常生活不愁,就有時間擔負起市委、市政府的宣傳任務,同時也適當承接一些民間演出合同,那些收入全部由團里自己分配。以后我再給團長打電話讓他們完成市里的宣傳任務,他就不會再推諉了,積極優(yōu)先地為市委、市政府服務。
我們福州這幾個演出團體后來發(fā)展得非常好,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那段時間,那幾個演出單位的工作氛圍完全可以用熱火朝天來形容。我們承辦了全國第三屆戲劇匯演,福州閩劇團榮獲了全國的文化大獎,幾個主演、創(chuàng)作者也分別獲得了各種榮譽,還得了文華獎、梅花獎,使福州市的文藝事業(yè)邁上一個大臺階。
采訪組:請您再簡單談一談習近平同志在主持市委工作時有哪些特點,對您有哪些啟發(fā)?
林愛枝:習書記在市委常委會上溝通、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是非常講究方法的。他老成持重,沉穩(wěn)干練,在會上非常講究與班子成員溝通的方法。有的時候,常委們因為一個工作問題會爭執(zhí)得很厲害,但習書記從來都是不急不躁,有理有據(jù)地分析問題。實在爭執(zhí)不下的時候,習書記會主張先把事情放下,擱置爭議,后面經(jīng)過進一步調(diào)研再作出決定。但他這絕不是“和稀泥”,而是讓有意見的雙方下基層調(diào)研,把事實調(diào)查清楚,把問題擺在明面上,把怎么開展工作分析透徹,下一步工作自然就有了方向。
我作為市委宣傳部部長,在習書記直接領導下工作了5年時間。我很佩服他的一點是,宣傳口方方面面的工作,習書記始終都很關注,始終都全面掌握情況,所以我有時也就“偷懶”,不會什么事都給他作詳細匯報。遇有重大的事情,我才會向他請示。而且,每一件事只要我事先做好了功課,考慮透徹、條件成熟、合情合理,習書記肯定很痛快地就答應,全力支持我把事情做好。
在習書記的直接領導下,我做的工作比以前多了幾倍,卻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輕松和舒心。我從一個抵觸當宣傳部部長的人,成了一個主動工作、熱愛工作、以做好工作為最大快樂的人。那幾年,也是我進步最快、成績最好的幾年。
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感慨:有一個全力支持你,為你著想,幫你出主意,為你擔當,同時又鼓勵你擔當?shù)暮妙I導,實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
采訪組:您和習近平同志共事多年,在平時的工作和生活當中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同我們分享嗎?
林愛枝:有一次,我把全市的宣傳工作會議放在羅源縣開。我對習書記說,全市的宣傳工作會議,您是不是要參加一下?習書記很痛快就答應了。
那天,我們趕到羅源縣,開完會吃晚飯的時候,習書記跟我們宣傳部的幾位同志一起聊天,我們談到了知青生活。大家都知道習書記當過知青,就問起他這方面的事。習書記笑笑說,人家當知青是敲鑼打鼓送去的,而我是逃出北京的。
當時,國內(nèi)正在流行幾部關于知青的電視劇。我說,習書記,近期反映知青生活的電視劇您看了沒有?習書記說:有一點了解,你覺得這些電視劇拍得怎么樣?我說:我感覺這些電視劇沒能反映當年知青生活真實的情況。因為我家里也有人當過知青,據(jù)我了解,知青生活不一定都是消極的,絕大多數(shù)地方的當?shù)乩习傩斩际怯押玫模请娨晞〖蟹从趁?,反映沖突,這就太片面了。習書記點點頭說:是的,我的看法也是這樣,如果知青和農(nóng)民兄弟姐妹之間全都是矛盾,日常生活都是陰暗面,我們知青就成長不起來。真實的情況是,絕大部分當?shù)乩习傩諏χ喽际欠浅圩o、感情深厚的。如果我來寫我的知青生活,肯定比別人寫得好!我說:習書記,那你寫??!習書記笑笑說:我現(xiàn)在哪有時間?留待以后吧!
還有關于彭麗媛的一件小事,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安排福州市電視臺拍了一部對臺宣傳的藝術片叫《榕城月》,里面有一段需要女聲插曲。我當時綜合考慮了很多藝術家,決定請彭麗媛來幫我們唱,我沒有跟習書記打招呼,就直接邀請了她。很快,習書記把我找去了。他問我,聽說你要找小彭唱電影插曲?我說,是啊,怎么了?習書記說,不要吧,這不合適。我理直氣壯地說,我覺得很合適。我是按照影片的風格、音樂的風格,還有彭麗媛對女高音的駕馭能力等幾方面因素綜合考慮選她的。當今,歌壇女高音誰唱得過她?這是業(yè)務問題,并不是因為她是你夫人才選她的,這個事和你沒有關系。習書記一時語塞,竟然沒法反駁我。我說,習書記,這個片子就得找她唱。沒別的事,我就先回去了。
彭麗媛很快就抽時間趕到福州,為影片演唱歌曲。到錄音棚去錄制的那天,習書記正好帶人乘中巴下鄉(xiāng)調(diào)研去了,他的專車就在那里閑著。但彭麗媛說,我不用他的車。我說,你這是給市里工作,也不能用嗎?彭麗媛說,我還是用你的車吧。于是,我就把我那輛又老又舊的“老爺車”調(diào)過來,送彭麗媛去了錄音棚。
那次錄制過程中,彭麗媛付出了很多努力,為電影出色演繹了歌曲,但她應得的報酬卻一分錢也沒有收。她說:福建是近平的第二故鄉(xiāng),我為福建做點事是應該的。
還有一年,彭麗媛來福州探親,我和她一起去參加一個活動。路上,她和我聊天的時候,提到想放棄藝術生涯,調(diào)到福建來工作。我說,你現(xiàn)在發(fā)展得這么好,為什么有這個想法呢?彭麗媛說,我還是想過那種相夫教子、平淡如水的生活,現(xiàn)在兩地分居,這樣奔波實在太累了,大量的時間都墊到鐵軌下面、撒到天上了。我勸她說,還是先別著急作這個決定吧,舞臺對你來說至少還有十幾年的輝煌,真到了告別舞臺的時候,也許你跟習書記都調(diào)到北京去了。
當時講出這個話,并不代表我能預見到未來,而是代表著我們大家對習書記的一種期望。當年與習書記共事的同志、朋友,大家都有一個共識:習書記將來的發(fā)展肯定不會局限在一個市、一個省,他必定是國家的棟梁之材,他有能力為黨和國家擔當起更大的責任。
我很高興在20年以后親眼目睹這個美好的期望變成了現(xiàn)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指出,責任擔當是領導干部必備的基本素質(zhì)。他當年在福州就是這樣說、這樣做的,今天我們再聽到這樣的話語感到十分熟悉、無比親切。
責任編輯: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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