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世遺|徐繼畬的見識

#第44屆世界遺產(chǎn)大會#

徐繼畬的見識

李鐵生

1998年，時任美國前總統(tǒng)的克林頓在北大演講時，專門提到一個中國人：“從我在華盛頓特區(qū)所住的白宮往窗外眺望, 我們首任總統(tǒng)喬治·華盛頓的紀念碑高聳入云。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這個大碑鄰近有塊小石碑，上面刻著：米利堅不設(shè)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guī)，公器付之公論，創(chuàng)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這些話并非出自美國人，而是由當時福建巡撫徐繼畬所寫。1853年中國政府將它勒石為碑作為禮物贈送給我國。我十分感謝這份來自中國的禮物……”

這位成就中美文化交流一段軼事，被克林頓熱情贊揚的人，就是曾任福建巡撫的徐繼畬。

前文克林頓所說的紀念碑文故事，緣于1848年7月4日，華盛頓特區(qū)為華盛頓紀念塔奠基，在世界范圍內(nèi)征集了193方鑄文和石刻。浙江寧波府向美國贈送的這塊由美國傳教士幫助制作的花崗巖石碑, 被鑲嵌在華盛頓紀念塔第10層，碑高1.6米，寬1.2米，碑的四周是花卉、樹木及人物浮雕。碑文則是徐繼畬推崇美國制度創(chuàng)新及贊頌華盛頓“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的一段話。

徐繼畬的見識遠遠超出了他的時代，他留給我們的財富，是1848年刊刻于福州的《瀛環(huán)志略》，一本讓當時中國人正確認識世界，走出中世紀夷夏天下觀的一部奇書。

中國人的天下觀認為中國居世界的中心，四夷在外面層層環(huán)繞。這種天下觀以傳統(tǒng)畿服制為基礎(chǔ)，畿服制是中國古代的政治地理學，是古人對于天下格局的政治思考在地理空間上的投射。歷史上主要有三服、五服、六服、九服等說法。畿就是王畿，即天子直轄區(qū)域。服，鄭玄的解釋就是服事天子也，就是對王畿之外區(qū)域的總稱，包括諸侯區(qū)域和蠻夷區(qū)域。而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離中國越近就越開化，越遠就越不開化。離中心近的服，朝貢頻率就高。離中心遠的服， 因為遙遠， 朝貢頻率就低。最遠的服甚至要6年才有朝貢一次的光榮。在這種天下觀的視野中，中國成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

1844年，徐繼畬以通商事務(wù)久住廈門，與改變他一生命運的美國傳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相識，徐繼畬違背朝廷命官不能與夷人私交慣例，多次與其晤談，詢及四海地形。雅裨理回憶說：“這是我迄今遇見的最喜歡提問的中國高級官吏。”經(jīng)過五年不懈努力，1848年，“稿凡數(shù)十易”的《瀛環(huán)志略》初刻于福州。瀛環(huán)，意思就是海水環(huán)繞的萬國，即世界。中國自古用天下、四海、坤輿等概念來表述世界。徐繼畬按照當時最先進的地理知識，用“瀛環(huán)”二字代指世界?！跺h(huán)志略》問世后，晚清流行用“瀛環(huán)”代指世界，直到20世紀初才被“世界”一詞取代。

28載之后的1876年，中國首任駐外使節(jié)郭嵩燾奉命出使英國，他隨身攜帶著徐繼畬的《瀛環(huán)志略》，把沿途所經(jīng)過的18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情況與徐書相對照，發(fā)出了如下感嘆：徐先生未歷西土，所言確實如是，且早吾輩20余年，非深識遠謀加人一等者乎？

郭嵩燾是近代洋務(wù)思想家，是中國職業(yè)外交家的先驅(qū)，是那個時代中華民族所能貢獻出來的最有遠見的知識分子。但在郭嵩燾未走出國門見識外面世界之前，他對《瀛環(huán)志略》的評價是很負面的。1856年，中國當時一名27歲的中國青年在日記中如此批評61歲的徐繼畬：“閱徐松龕太仆繼畬《瀛環(huán)志略》……其用心可謂勤，文筆亦簡凈。但輕信夷書，動輒鋪張揚厲。泰西諸夷酋，皆加以雄武賢明之目。佛英兩國，后先令辟，輝耀簡編，幾如圣賢之君六七作。又如曰共主、曰周京、曰宸居、曰王氣、曰太平、曰京師。且動以三代亳岐洛邑為比。于華盛頓贊其以三尺劍取國而不私所有，直為寰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稱其雄富強大，謂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為泰西聲勢者，輕重失倫，尤傷國體。況以封疆重臣著書宣示為域外觀，何不檢至是耶？”這名27歲的青年，就是中國近代著名文史學家李慈銘。

今天我們知道，當時的人對《瀛環(huán)志略》的指責，恰恰正是《瀛環(huán)志略》的價值所在。在出版之初少有知音，是因為《瀛環(huán)志略》遠遠超出了它的時代。“鸴鳩自得榆枋樂，遐鱔安知江海寬。”徐繼畬的詩句，正是對當時閉塞愚蒙、夜郎自大的國人的寫照。

1887年，大英帝國的世界一體觀開始試圖沖擊中國的夷夏天下觀。但當年英王派出的使團因使臣中途去世而折返，未能到達中國。1792年及1816年，英國又先后兩次派遣使團前往中國，要求通商，均無功而返。乾隆皇帝在1793年因英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拒絕行三跪九叩禮而很不耐煩地拒絕了英國開展中英貿(mào)易的要求。乾隆皇帝和他的臣子們只是熱衷于給不情愿的馬戛爾尼車隊插上朝貢的旗子，沒有認真琢磨英國人所送的禮物的含義。英國人的禮物包含天體運行儀、天文望遠鏡、地球儀、計時器、榴彈炮、毛瑟槍和連珠槍。另外，還有當時英國最大的軍艦“君主號”的模型，這艘巨大軍艦裝備了110門重炮。這份禮單是英國政府精心挑選的，意在用最先進的科技產(chǎn)品展示英國的強大和與英國貿(mào)易的好處。當時英國人已有了“我們比歐洲其他國家強”的自信，來華前對中國充滿美好向往的中國迷馬戛爾尼以及他的繼任者們“朝貢”沿途“滿眼皆是驚人的貧困”的所見所聞，也使得英國人有了“我們比大清帝國強”的自信。大清官員的顢頇也逐步促成了日后英國“對于清帝國，應(yīng)該狠狠揍他們一頓然后再跟他們講道理”的共識。

這種自信和共識最終導致了接下來的鴉片戰(zhàn)爭，大清帝國慘敗。清帝國終于想起來要了解一下自己沒打贏的敵人：他們是誰？他們從哪里來？他們要到哪里去？于是有兩本影響深遠并為大眾所熟悉的書問世：《海國圖志》和《瀛環(huán)志略》。以現(xiàn)在的眼光看，只有《瀛環(huán)志略》答對了這三個問題。

《瀛環(huán)志略》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中國的富強。拳拳赤子心，見于王韜的《瀛環(huán)志略》跋文：“嗚呼，中丞（指徐繼畬，下同）之作是書，殆有深思遠慮也乎? 其時罷兵議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習無事，而內(nèi)外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為諱，徒事粉飾，邇縫茍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則斥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無所設(shè)備，所謂諏遠情，師長技者，茫無所知也，況詢以海外輿圖乎?……中丞內(nèi)感于時變，外切于邊防，隱憤抑郁，而有是書，故言之不覺其深切著明也。嗚呼! 古人著述，大抵皆為憂患而作……方今光氣大開，西學日盛，南北瀕海各直省，開局設(shè)廠，制造舟艦槍炮，一以泰西為法，而域外之山川道里，皆能一一詳其遠近夷險，未始非中丞為先路之導也夫！”

徐繼畬醉心地理學，曾著有《堯都辨》《晉國初封考》以及《兩漢幽并涼三州今地考略》《漢志沿邊十郡考略》等著作。正是這種科學和鉆研的精神，使得《瀛環(huán)志略》教會國人以冷靜客觀的眼光來看待新世界，把中國放進世界之中，放在與世界各國平等的地位上。

《瀛環(huán)志略》顛覆傳統(tǒng)天下觀的最直接表現(xiàn)，是徐繼畬心儀西方民主政治。他在《瀛環(huán)志略》中介紹了英、美、法、俄、瑞士等國的選舉制、議會制和立憲制，對于議會的組成、職權(quán)范圍等，都作了詳細的敘述。他指出，實行議會制

是歐洲各國的共同體制，“不獨英吉利也”。在敘述美國地理一卷的最后更加明確地說：“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shè)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guī)，公器付之公論，創(chuàng)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徐繼畬還專門用一段評語贊美華盛頓總統(tǒng)：“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于勝、廣，割據(jù)雄于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chuàng)為之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骎骎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 可不謂人杰哉。”

對于萬里之遙的“夷人”來到大清帝國的目的，徐繼畬的看法也超越時代，他并不認為對方是來滅亡中國的，而是來通商的。“西人以商賈為本計”，“并無攻城略地，割據(jù)疆土之意”。對于商業(yè)之于國家的重要性，也是非常清醒。他強調(diào)以商為本、以利為命是西方諸強國的基本特點。

徐繼畬自己是由研究地理出發(fā)進而具有民主思想，他的《瀛環(huán)志略》也使不止一代的士子走上同樣的道路，如馮桂芬、薛福成、鄭觀應(yīng)等，直至孫中山?！跺h(huán)志略》對中國的戊戌變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都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日本從1859年開始接連翻刻此書，被譽為是“通知世界之南針”，那個時間點，正是“明治維新”即將發(fā)動的前夜。

臺灣學者張其昀認為：“松龕先生……獨能遠識美國開國政治, 符于孔子天下為公之遺意,創(chuàng)為推舉之法, 公器付之公論, 實為中國首先倡導民主政治之人物。其后, 國父( 指孫中山) 革命, 使中華民國成為亞洲第一共和國， 而溯其淵源， 當以松龕先生之議論為稱首。此則《瀛環(huán)志略》一書, 最早亦最大之貢獻也。”

徐繼畬違心地刪去了原稿中稱頌瑞士等國的一些贊語，在《瀛環(huán)志略》刊刻兩年之內(nèi)，他也沒把它呈送皇帝。可見他對在自己所處的時代這本贊美西方政治制度的書所可能引發(fā)的后果，其實非常清楚?！肚迦苏f薈》言“憶道光末年，徐松龕中丞名繼畬撰瀛環(huán)志略，當時見者嘩然，謂其張大外夷，橫被訾議，因此落職”。這位被美國《紐約時報》譽為“東方伽利略”的清帝國官員，時刻提醒自己是“奉天承運”的大清的奴才，而不是后來美國學者贊譽的“世界公民”。他深知處世謹慎，方可幸得善終。要知道，在郭嵩燾死后9年，還有官員上奏要開棺鞭尸，以謝天下。徐繼畬“自丙辰（即1856年）春間設(shè)帳平遙，至今已八年矣，閉門謝客，恒三四月不出館門，故人有枉顧者，亦不報謁。數(shù)年中，共事之文武員弁或以寒暄信來，一概不答，邸報亦不借看”。

正是這種謹慎，使他最終以“老實人”的評價，得以善終。1873年3月30日（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徐繼畬在家中去世，享年78歲。

對于清朝尤其晚清官員，由于官箴敗壞，人們往往關(guān)心其是否廉潔。徐繼畬在一封信中自述：“回首生平，不值一錢，惟名節(jié)二字，留以蓋棺，不敢再有玷污。”張集馨《道咸宦海聞見錄》載：“郡城娼樓賭館，甲于通省，皆各衙門書差輿夫包庇，每月送娼賭費三百元至署，家人十數(shù)元，數(shù)十元不等，此乃道中陋規(guī)。……歷前任無不受者，惟徐道臺繼畬不受。”

誠如王韜所言：“顧使中丞不得行之于事，而徒見之于言為足惜已。”一個超越時代的愛國者的內(nèi)心必定是沉痛的，是死不瞑目般的悲涼。在《復保慎齋廉訪書》中，他說：“弟……偃息林泉，局外之人多以塞翁失馬相慶，每聞此言，寸心如割……不知者或以日暮途窮，筆耕求活，為可憐之貧宦。又或以不知黜陟，不聞理亂，為林下之高人。而不知其心頭眼底，有‘死不瞑目’四字念念不能忘也。因閣下盡瘁巖疆，得盡臣子之分，又系知我之人，觸動滿懷心事，故不禁揮淚一吐。……閩中故人如有問弟者，祈以此信示之，俾知垂死孤臣，所恨不在饑寒也。”

（摘自《閩都文化》2017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