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殺人案細節(jié)披露：警察成最后一根稻草？一審判決書全文曝光

平靜的周末，被一則出離憤怒的新聞打破了。

事情很簡單：2016年4月14日，一位22歲的男子于歡，在母親蘇銀霞和自己被11名催債人長達一小時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傷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駕車就醫(yī)，卻因失血過多休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債人的領頭者。除了辱罵，他還脫下于歡的鞋子，捂在蘇銀霞的臉上。他還脫下褲子，當著于歡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蘇銀霞臉上蹭……

路過的工人看到了這一幕，選擇報警，警察來到后說“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隨即離開?？吹骄祀x開，情緒激動的于歡站起來往外沖，被杜志浩等人攔下。暴力上演，一死三傷。

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

輿論

輿論的嘩然，估計是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沒有想到的。

“雖然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說這些話不合適，但是我還是想說：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余辜，他已經(jīng)喪失了起碼的人性，說于歡為民除害也不為過！法官在判案時，除了堅持法律之外，也應當注意防止判決與大多數(shù)人心中的底線正義相違背。本案中的母子實在令人同情，法律不應如此冰冷！”

寫下這話的，是某大學法學院一位教授。他的觀點，代表了網(wǎng)上的眾多輿論。

不少人看完新聞后的第一反應，也是“只能去殺人”。相比這種無奈的表達，一名網(wǎng)民在讀完新聞后，寫下了這樣的文章——《當他的雞雞蹭到你母親臉上時，你會不會怒起殺兇？》。

這是一種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男子，在被催債人員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親被極端方式猥褻侮辱，而警方又沒有干預制止就離開時，是什么樣的心情？如果你身處其中，手頭碰巧有把水果刀，你會怎么做？

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對于歡個人生死的掛懷，也是大眾情緒的一種焦慮和不安。因為沒有公權力的保護，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遭遇于歡一樣的屈辱。

“我想過，如果我是于歡，當法律不能保護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極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況下，我會如同他一樣，甚至會更堅決，捅死那些狗日的，絕不寬恕。”一名網(wǎng)友寫下了這樣直白的話，并得到了數(shù)以萬計的點贊。

法院的判決，更是觸怒了網(wǎng)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頭對準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來的，沒有母親……”更多人則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讓人民感到安全，那么這法律就是用來羞辱人民的。”

司法

是故意傷害，還是正當防衛(wèi)，是本案最大的法律爭議。

法院認為，于歡面對眾多討債人長時間糾纏，不能正確處理沖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構成故意傷害罪；鑒于被害人存在過錯，且于歡能如實供述，對其判處無期徒刑。

為何不認定正當防衛(wèi)，法院的解釋是，雖然當時于歡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jīng)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于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wèi)的緊迫性”。

“不存在防衛(wèi)的緊迫性”是法律上的專門表達，理論上稱“防衛(wèi)正當時”，通俗解釋就是“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因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進行時，才存在實施防衛(wèi)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開始或者已經(jīng)結束而進行所謂的防衛(wèi)，就成立“事先防衛(wèi)”和“事后防衛(wèi)”，屬于“于防衛(wèi)不適時”，不具有正當性。

面對法院的判決，有學者發(fā)現(xiàn)了一個吊詭的細節(jié)，法院既然認定于歡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違法犯罪行為，該行為是典型的持續(xù)犯，從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開始到解除這種限制為止，整個期間都屬于“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這相當于承認了正當防衛(wèi)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一種觀點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某種程度上也屬情理之中。一方面，于歡的行為造成了一死三傷，存在法律上認定的社會危害性，且影響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為，沒有造成于歡和蘇銀霞的人身危險，即沒有“防衛(wèi)的緊迫性”。

不過，這樣的解釋，顯然不能服眾。

在大眾的認知中，這種不法傷害從一開始就是存在的，杜志浩們限制了于歡和母親的人身自由，辱罵，抽耳光，向他們播放黃色錄像，用男性生殖器當著兒子的肆意凌辱母親。這不但是對生命健康權的剝奪，更是對人格尊嚴的挑釁。

于是，民眾支持于歡拿起水果刀，特別是在警察介入無果后……

警察

警察的身影，在本案中一閃而過，看似微不足道，卻成為重要轉(zhuǎn)折點，成為壓死于歡的“最后一根稻草”。

監(jiān)控顯示，22時13分，一輛警車抵達非法拘禁現(xiàn)場——山東源大工貿(mào)有限公司，民警下車進入辦公樓。

多名現(xiàn)場人員證實，民警進入接待室后，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

4分鐘后，部分人員送民警走出辦公樓，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歡的姑姑于秀榮拉住一名女警，并試圖攔住警車。她回憶說，“警察這時候走了，他娘倆只有死路一條。我站在車前說，他娘倆要死了咋辦，你們要走就把我軋死。”

對此，警方給的說法是，他們是詢問情況后到院內(nèi)進一步了解情況。（但未解釋，為何屋里關著人，他們要先到院里了解情況）

無論如何，警察的出現(xiàn)，并沒有解除于歡母子被有黑社會性質(zhì)的催債團伙非法拘禁的事實。實際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縱的嫌疑，這也成為輿論和專家認定警方不作為的重要依據(jù)。

警察的毫無作為，讓杜志浩們看上去肆無忌憚，原來連警察也奈何不了他們。或許，正是這個草率至極的處置行為，讓于歡陷入絕望，也更加氣憤。

案件顯示，于歡殺人的時機，恰恰是在經(jīng)受了母親的奇恥大辱、警察丟下一句話離開之后的幾分鐘內(nèi)。無疑，警察的過錯，或者警察的過失，成為了殺人導火線之一。

甚至有人提出，討債的人非法拘禁，本身就是違法的，警察不聞不問，也就是瀆職，檢察院應當立即立案。

上訴

于歡已提出上訴。其上訴代理人、律師殷清利表示，已經(jīng)在2月24日，趕在上訴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訴。

上訴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團伙令人發(fā)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于歡的被迫還擊至少屬于防衛(wèi)過當。同時，于歡聽從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歸案、在訊問中如實供述等行為，應當認定為自首。

代理律師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贊同。一方面，杜志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實是成立的，一審法院已經(jīng)確認。另一方面，警察有限的執(zhí)法方式，并沒有達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于歡及其母親的人身危險依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尋求救濟無望的被告人情緒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為”的正當防衛(wèi)要求，只不過“超過必要限度”。

實際上，一審判決的確有值得商榷之處。蘇銀霞被催債，是因為陷入了高利貸陷阱。她向杜志浩的雇傭者吳學占借款135萬元，約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還款184萬元，并將一套140平米價值70萬的房子抵債，最后17萬欠款，實在還不起了。從法律上來說，10%的月息已超出國家規(guī)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吳學占從蘇銀霞手里獲取的絕大部分本息，屬于嚴重的非法所得。

其次，在中國傳統(tǒng)的情理社會，精神侮辱帶來的“防衛(wèi)的緊迫性”，其實不亞于生命健康權。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徑是突破人倫底線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質(zhì)之惡劣，超出絕大多數(shù)人的想象，嚴重挑戰(zhàn)了公眾的道德認知。畢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母親。

再次，長期以來大眾對警方表現(xiàn)的失望，一并裹挾到了本案中。當于歡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時，他們內(nèi)心是期待警方幫助他們脫困的，哪怕是暫時的。但是，警察既沒有帶走杜志浩們調(diào)查，又沒有將于歡母子解困，其處置缺陷和實際后果，與于歡殺人間是否構成因果聯(lián)系，一審法院選擇性地忽略了。

最后，就“正當防衛(wèi)”的立法精神來看，目的是要鼓勵公民采取必要措施與不法侵害作斗爭，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從而彌補公力救濟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實踐中，將“防衛(wèi)的緊迫性”標準定義過高的話，很容易消解公民對抗違法行為的勇氣，這與正當防衛(wèi)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馳。

更何況，這是一個自我的防衛(wèi)，也是一個為母親的防衛(wèi)。

安提戈捏說，法律之內(nèi)，應有天理人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