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情失控：在印度的中國人還好嗎？幾位同胞講述印度疫情現狀

【環(huán)球時報-環(huán)球網報道 記者白云怡】28日，印度遭遇“至暗時刻”：據該國衛(wèi)生部當天報告，印度因新冠死亡病例總數已經突破20萬例。在來勢洶洶的病毒威脅下，在印度的中國人還好么？他們的健康安全情況如何，最迫切需要的幫助是什么，眼中最真實的印度又是什么樣子？《環(huán)球時報》記者采訪了幾位同胞的故事。

“房東感染了，我連臥室門都不敢出，只能在房間里靠鍛煉‘自救’”

王躍州，中國留學生，現居德里

前天對我來說是晴天霹靂的一天，因為和我住在一起的印度房東一家感染了新冠。

我是一名在印度留學的大學生，和兩名中國同學一起租住在德里老城的一套房子里。那是一棟四層的小樓，我們在三層，印度房東一家住在二層。昨天，房東一家感到不舒服，想去醫(yī)院做新冠檢測，但排隊檢測的人太多太多，根本排不上，于是他們就做了一個CT，影像結果是：肺部已經感染。

得知這個消息后，我和同學們更加緊張了。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從窗戶中看到救護車開到附近，接走臨近的住戶，但沒有想到，這一次，病毒竟然離我們這么近，和我們只隔一層薄薄的樓板。

為了保護自己，我現在連自己臥室的門都不出，哪怕去我們這一層的客廳，我都要戴上口罩。因為我知道，印度醫(yī)院的資源現在特別緊張，一旦得病，可能根本沒辦法得到治療。所以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多吃蛋白質，在屋子里做鍛煉，希望以這樣的方式“自救”，提高一點自己的免疫力，躲過病毒。

唯一還算幸運的是，印度的快遞比較發(fā)達，買食物和日用品不需要外出，可以網上預訂送貨上門，物資供應和物價也還算穩(wěn)定有保障。不過，取貨時候我也總是特別小心，讓快遞小哥把東西放在門口，等通風半天之后再拿進來，并要立刻消毒。

我現在非常緊張，可說實話，前一段時間，我也和印度其他人一樣認為疫情控制住了，有些松懈。不過，我只是心理上放松，防護措施還是一直在做，但很多印度當地人卻是所有行為都放松了。記得今年1月時，我曾去過印度北部另外兩個邦，當時我驚異地看到：在這兩個地方的大街上，竟然沒有一個人戴口罩，對，沒有一個人！

即使是在防疫情況要“好很多”的德里，很多人也是在用印度本土的一種包頭的羊毛布代替口罩。我的一個鄰居就每天戴著這么一塊布出門，我實在看不下去，還送了一批口罩給他，可他始終不愿意戴，說是不習慣。后來，他感染了。

現在印度官方通報的感染和死亡數據已經非常嚴重，但我的個人感受是，實際上的感染情況要比官方數字嚴重得多。因為我的社交網絡上最近突然多了許多大家轉發(fā)的求助帖，都是親戚朋友得了新冠，需要康復者的血液等等，這是去年一年從來沒有出現的。

此外據我了解，有很多人即使有不舒服，也不會去檢測，因為他們不敢：檢測陽性的話就無法繼續(xù)工作，生計會有問題。我自己就認識有這樣想法的人，只要癥狀不嚴重，就自己熬著。所以我一直認為，印度很多人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染上了病毒，甚至有了抗體，有的癥狀輕的甚至自己都糊里糊涂不知道，但他們都可以傳染他人。

在我看來，印度政府采取的措施、下達的命令，聽起來都是對的，但執(zhí)行的能力和結果卻很差。比如德里現在說是“封城”了，但前幾天我有朋友從德里的衛(wèi)星城諾伊達來找我拿藥，一路居然十分順利地過來了，這到底是封了還是沒封？我覺得現在的情況很像那個笑話，“在印度人看來，‘計劃好了’就等于‘完成好了’。”

現在，像我這樣還滯留在印度的留學生大約還有四五十個，有個別還在學校集體住宿。我們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國。我們也很不想給國內添麻煩，但看印度現在的情況，或許一兩年內都好轉不了。

還記得去年疫情嚴重時，中國駐印使館曾協(xié)助組織商業(yè)包機讓留學生回國，但我當時害怕會影響畢業(yè)，拿不到學位，就沒有回去。今年春節(jié)又有一趟包機，但那時疫情看起來正在向好的方向發(fā)展，我也過于相信印度政府，因此也沒有報名。我一直認為，我在過去一年里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是基于理智，可現在回過頭來看，覺得自己好傻。

“我的每個客戶幾乎都有直系或旁系親屬病倒，很多從家庭傭人、勞工處感染”

楊緒紅，中國工商銀行孟買分行副總經理，現居孟買

從我的個人感受來說，印度最近這一輪疫情暴發(fā)和去年的第一波簡直是“天壤之別”。不僅僅是官方通報的數字每天蹭蹭上漲，更是一種切身體會上的顯著不同：

去年，我很少聽說我們的哪個印度合作伙伴、客戶或朋友家里出現感染的，更少聽說誰得了重癥。但最近兩周以來，每當我打電話和客戶或伙伴溝通時，幾乎都會聽到他們說，“家里有人得新冠了”，或是“親戚中有人感染了”。更讓我心驚的是，這樣的情況幾乎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好些都是重癥，甚至還有病亡?？梢哉f，這一輪疫情幾乎影響到了印度每一個家庭，對他們的心理沖擊與去年不可同日而語。

印度疫情為什么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我認為是有跡可循的。在第二波疫情暴發(fā)之前，我曾在路上仔細地觀察過，街上每十個人中基本只有五六個人戴口罩，而在這五六個人中，只有兩三個人是把口鼻都遮住了。如果再仔細看，會發(fā)現很多人其實戴的也不是口罩，而是紗巾、手帕，換句話說，只要嘴巴上有塊布，就算“口罩”了。而且，我估計一些人一兩個月都沒有換過他們的“口罩”。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印度疫情持續(xù)了這么久，口罩卻從來沒有短缺過：一方面是產量的確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戴口罩對很多印度人來說真的就只是一個形式。

事實上，直到今年三月之前，人們都認為印度的疫情控制非常好，雖說每天還有一兩萬新增病例，但他們認為自己人口基數大，這點數字不算什么，所以，印度上上下下全社會一度都覺得非常樂觀。今年三月時，印度的飯館甚至全部開放堂食，里面到處人來人往，談笑風生，而且有很多聚會。選舉、公共集會也全部放開了?，F在回看，這一波劇烈爆發(fā)可以說是印度全社會忽略大意的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疫情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內部傳染，尤其有不少病例是通過印度家庭中的傭人傳染的。在印度，許多富人家庭都會雇傭保姆、傭人、勞工，而且一家雇傭好幾個，有打掃衛(wèi)生的，做飯的，看孩子的，遛狗的，不同工種，“各司其職”，而傭人也把病毒傳染給了其他家庭成員。這種情況也導致防控難度進一步加大。

從本月初起，我所在的印度最大城市孟買就已經開始“封城”。不過，印度的“封城”和國內不太一樣，它更像是“宵禁”，也相對寬松：白天，基本的生活服務都還是開的，商店、雜貨店都可以買東西，晚上關閉。飯館也開張，不過現在不允許堂食，只能外帶。人可以出去上班、買東西，但不可以漫無目的地閑逛。公交系統(tǒng)還在運行，但沒有許可的私家車不能隨便出街。不過，整體來說，封鎖之后，孟買街頭的行人和車輛都少了許多。

我個人現在每隔一天還是要去辦公室一趟，因為有太多的事情要處理，不過，從去年印度疫情還在初期的時候，我們就已經采取了像國內那樣的措施，分組上班，最大限度地減少在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我也會叮囑司機等印度本地同事戴口罩，下班后千萬不要參加聚會，但他們是否會這樣做，就不得而知了。

在印度現在這種局面下，很多中企員工就指望著國產疫苗能快點進來，但我感覺這可能比較難以實現。印度自己是疫苗生產大國，和中國的關系也不太好，所以沒有意愿引入中國疫苗。但要接種印度疫苗，我們也很擔心：他們三期試驗還沒有結束，疫苗質量到底怎么樣？不知道；打完之后，抗體會變成陽性，申請回國時能不能認？也不知道。

然而，眼睜睜地看著印度的病例一天比一天上升得快，我覺得恐怕也顧不上以后了，眼下保命才是最要緊。于是，在4月印度開放對45歲以上人群注射后，我立即去醫(yī)院接種本地疫苗。后來，聽說有其他中國人也接種了。

據我所知，現在在印度的中企員工絕大部分都希望回國。但是，這一愿望實現起來也有一定困難：一是印度和中國間已沒有直飛航班，就連中轉路線也很少，大部分國家已暫停和印度之間的客運航班；二是我們一些中資企業(yè)是央企、國企，我們需要保障國家在印度的利益和業(yè)務運營，有一份責任在這里。去年印度暴發(fā)第一輪疫情時，大部分中資人員已經通過商業(yè)包機和其他渠道返回國內，今天仍堅守在這里的中企員工大約只有五六百人，大多都是實在沒有辦法扔下業(yè)務回國的。

所以，我們最期待的還是印度自身的情況能有好轉。盡管大部分預測是，印度的感染情況還沒到高峰，要到五月才能迎來拐點。但我看到，孟買在實施封鎖一段時間以后，前兩天的單日新增感染人數已經有所下降，這說明嚴格的社交隔離措施還是有用的。

“一戶6人，3個感染——或許，我們的‘群體免疫’過程才剛剛開始”

譚喜凝，互聯網企業(yè)員工，2017年嫁與印度男友，現居古爾岡

我印度的家中住著六個人：公公、婆婆、丈夫、我，還有一對夫妻租戶。現在，六個人中已經有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我想，或許我們正剛剛進入“群體免疫”過程的開端。

我的婆婆和丈夫大概是在上個月底印度傳統(tǒng)節(jié)日“灑紅節(jié)”上感染的。那天，婆婆去親戚家參加宗教活動，回來后不久就出現了發(fā)燒、疲乏等癥狀，后來丈夫也很快有了癥狀。再后來，親戚告訴我們，他們家人的檢測結果也是陽性。我不知道傳染鏈到底是怎樣的，但一切都發(fā)生得非?？?。

不幸中的幸運是，兩人的癥狀都比較輕，所以在家中自己進行一些保守的康復治療。公公已經接種了新冠疫苗，負責照顧他們，而目前還是陰性的我則搬入了家中的頂層，獨自一人隔離起來。我也開始聯系國內的一些朋友，下單一些藥物，為萬一感染提前做一些準備。

比我和家人要不幸一些的，是我們家的租客，他們是一對夫妻，妻子在我丈夫和婆婆感染期間，也確診了。她的情況要嚴重得多，被送進了醫(yī)院的ICU觀察治療。她住的是一家很不錯的大型私立醫(yī)院，但據說那里一些治療新冠的藥物已經用完了。然而，她仍然是相對“幸運”的，因為印度還有一些連床位都沒有了的醫(yī)院，至少古爾岡這樣的大城市醫(yī)療資源還沒有被“擊穿”，她還有床位可以得到治療。

所以，從我個人的經歷和觀察來看，這輪疫情中家庭內部傳染情況非常嚴重。我家已經算是有隔離條件的了，但70%以上印度人的家庭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且印度人家庭觀念很強，習慣兩三代人住在一起，因此老人和小孩也比較容易感染。

不過，或許是由于宗教和文化原因，我感到印度人雖然也為疫情和得病的親人感到焦急、痛苦，但整體的社會心理狀態(tài)并不像許多外國媒體報道的那么“慘”。印度社會的等級概念很重，一些窮人會認為，比起感染，明天有錢生活下去或許會更重要；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即使有一天真的因病過世了，我們又能怎樣呢？就好像在我婆婆和老公眼中，得病與否，病情怎么發(fā)展，“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