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人的悲哀：不去阿里，也在去阿里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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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園區(qū)旁邊的五常中心小學，二十多年前還是余杭縣五常公社東風生產大隊所屬的農村小學。

2013年阿里巴巴從濱江區(qū)搬遷到這里，附近五常街道和倉前街道的房價開始坐上火箭，這個小學也搖身一變成了馬云母校杭州師范大學的附屬小學。

阿里巴巴高層的孩子通常住在杭州城內各個名校的學區(qū)房里。但是因為五常小學離公司近，小學成績又不是很要緊，所以還有相當一部分阿里老員工把孩子送到了五常小學就讀。

傳說這些“橙二代”在學校里面已經有拼爹的苗頭了：

“小子，我爸是P8，你爸是P幾??？”

“我爸媽都是中供鐵軍，你家是剛從北京新來的吧？”

“我媽是HRD，你知道什么是價值觀第一嗎？價值觀第一就是我媽第一。”

這時候回遷戶家的孩子看著他們吹牛逼，就像《血色浪漫》和《陽關燦爛的日子》里胡同串子出身的頑主，眼瞅著大院子弟穿將校昵騎永久自行車拍婆子，只有流口水的份兒。

現在這群小子還能流口水。等到馬云投資138億元的云谷學校建起來了，他們連口水也沒得流了。

這個云谷學校一年學費20萬起，師生比例1比5，預計未來招生規(guī)模3000人，從幼兒園到高中十五年一貫制。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將在全球范圍延攬人才在該校任教，爭取辦成“浙江第一，全國一流，世界知名”的國際化學校。

想入學該校，買學區(qū)房、拼成績都不管用了。不僅有專門的考試還要篩查家長的背景。今年第一期入學的指標60人，已經被“橙二代”們包了個餃子。

按照阿里巴巴目前的人員結構，只要大家別都搶著生二胎，P7以上的員工的孩子，應該都有機會往云谷學校里擠一擠的。

馬云是這樣寄語云谷學校的，

“云谷培養(yǎng)的孩子，一定要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問題……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

我相信有馬總這樣的關心，云谷學校的同學們一定能不負重托，擔起DT時代勇攀科學人文高峰的重任，到時候爭取跟北京的八一學校比一比，也發(fā)射一顆科研小衛(wèi)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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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你的下一代，互聯網人就算不去阿里，也在要去阿里的路上。一張P7的工卡，頂半套學區(qū)房。

網絡安全大神吳翰清四年前離開阿里創(chuàng)業(yè)，做了兩年把公司拆了分別賣給百度和阿里，他回了阿里，另一撥人去了百度。

如今肯定是在阿里的人活得舒坦，不然公司今天來個90后副總裁，明天來個90后總經理，后天還要操心老板被境管的謠言，怎么能安心做技術呢？

16年資本寒冬的到來，回大公司上班又變成了一種時髦，和兩年前成群結隊離職說要“改變世界，顛覆行業(yè)”一樣時髦。

吳翰清（道哥）月初寫了一篇《我回阿里的29個月》在程序員的朋友圈里刷了屏，他說，

“四年前我會狂妄地說要顛覆世界，現在看來世界根本不需要被顛覆。”

春江水暖鴨先知，除了這些歸巢的老阿里之外，嗅覺敏銳的還有媒體人。

今年招兵買馬之后，從前刪帖催稿都忙不過來的阿里公關，現在也可以學百度陪著媒體人出國游山玩水了。

當然媒體人成群結隊去阿里這件事不是從去年開始的，18年前加入阿里的金建杭官至總裁，14年前加入的王帥也躋身合伙人，現在每天在微博上寫打油詩，秀兩個女兒的照片，趿著拖鞋在豪宅的花園里趴趴走。

12年前加入的陶然現在是滴滴打車的副總裁，7年前加入的陳亮和21世紀經濟報道的三位同事，顏喬、楊磊、顧建兵，都成了集團公關總監(jiān)。但是時不我待，2012年之后，通過去大公司做公關這扇財務自由的大門就對媒體人關上了。

王以超就沒有趕上好時候，2013年才離開媒體去了京東。雖然從資歷上來說，王以超和阿里巴巴合伙人王帥是同一年出生，他就職的《財經》和《財新》也不知道比王帥當年的《齊魯晚報》、《濟南時報》高到哪里去了。

但是說什么都沒用了，下水晚了十年，老板從馬云換成了劉強東，財務自由變成了跳槽自由。王以超老師8年換了8個工作。

如今王以超的微博認證還是36氪副總裁，在行上的認證還是Uber中國公關副總監(jiān)，但是在朋友圈里他已經宣布自自己“上上上上，上優(yōu)信二手車，做做做做，做公關總經理”去了。

很多好事之徒總喜歡拿他來還開涮，比如在“即刻”上增加一個王以超又跳槽的提醒，或者在朋友圈發(fā)布一個王以超一年以內會離職的盤口。

但是誰都不能否認，王以超有一個好心態(tài)。這么多次離職，雖然還沒來得及實現財務自由，但是跟前東家都是和平分手，沒有一次撕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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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心態(tài)就沒有那么好了。

最近刷屏的兩篇文章，《我那么努力！有兩套房，卻不得不離職，到底哪里出了問題》和《就算老公一毛錢股份都沒拿到，在我心里，他依然是最牛逼的創(chuàng)業(yè)者》。

前者是一個華為的高級工程師，在35歲的年紀背上了深圳的兩套房貸，又遭遇了華為勸退，年收入從50萬遽然降為20萬，只好割肉賣掉一套學區(qū)房還債。接下來為了養(yǎng)育兩個孩子，自己原本全職在家的太太也可能要重新出來找工作了。

后者是一位互聯網公司的運營，老公參與了一家游戲公司的創(chuàng)辦，七年過去了只拿到了普通程序員的工資，期間有一次100萬的分紅用于結婚和買車，現在她在家全職帶孩子，兩萬元的月收入要付9000元的房租和8000元的房貸，想要通過公司的股份套現緩解經濟危機，結果發(fā)現老公根本不是公司的股東。

這其中的是是非非很難講清楚，很多劇情現在又出現了反轉。

但是其中確定的，是兩個普通出身的家庭，身處過去十年二十年中國增長最迅猛的行業(yè)，本來以為自己的收入可以維持有車有房、太太全職在家、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生活，結果在2016年底2017年初的這個冬天，夢想被現實撞得粉碎。

在垮掉之前，一個工程師自己動手，另一個工程師是老婆動手，用寫一篇微信公眾號文章宣泄不滿，結果發(fā)現他們自己真的一點都不孤獨。

聽說最近西二旗和中關村的程序員相親，已經指明會寫文章的姑娘優(yōu)先。

互聯網人是好日子過久了，總以為12K的起薪是對程序員的羞辱，以為工資三年翻一番，職位五年跳三級是理所應當，以為一個大公司的中層加上幾個90后泥腿子拿到幾百萬天使投資是正常現象。

在1992年之前，中國哪一段歷史可以說服你，寒門可以出貴子，階層的流動可以一代以內完成？

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哪一國的現狀可以證明，中產階級可以一人工作全家不餓，有房有車有醫(yī)保，教育養(yǎng)老一勞永逸？

知乎上還有一票打抱不平的程序員摩拳擦掌，要為無產階級兄弟討回公道。但是寫文章的華為員工已經承認了，作為一個農村出來的孩子，能夠留在深圳還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已經很不錯了，之前又要生二胎又要學區(qū)房，是自己想多了。

是的，我們這些童年享受了廉價的教育、醫(yī)療和住房，成年后通過高考躋身大城市，畢業(yè)后通過進入新興行業(yè)獲得收入增長的一代人都想多了。

實際上就連“我是農民的兒子”這句話，從前也只有犯了錯的省部級領導干部才有資格說。

如今一個落魄工程師在朋友圈寫文章就敢隨便用，這自媒體恐怕也要管一管了？